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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視野·時代：虞萬里師長教師訪談（二）
受訪者：虞萬里
采訪者：宮志翀、馬濤、石瑊
來源：《經學研討》第八輯《經教的古今之變》，福建國民出書社，2024年12月。
虞萬里，浙江年夜學馬一浮書院講席傳授、學術委員會主任，《經學文獻研討集刊》主編。兼任全國古籍收拾出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出書基金專家委員，中國訓詁學研討會副會長，清華年夜學中國經學研討院兼職傳授。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躲楚竹書綜合研討》《中國現代姓氏與避諱來源》等，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掌管收拾古籍和近人學術著作一千多萬字，發表學術論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貳
我們了解，您的研討自1980年開始寫《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系及其演變》第一篇論文開始，到明天已歷四十余年。在近半個世紀的時光中，您的研討可以說結果豐富，內容廣博，論述高深。根據我們的體會，您思慮所集中者，先后經歷了小學、經學、出土文獻、文本研討幾年夜主題。近些年，您的研討重要轉到文本研討這方面，似乎有在本身早年種種研討的積累上，綜合向前，創新推進的意味。我們想問：
01 在您具體多樣的研討之中，有無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在？或許說，您能否批準，當前您對經典文本問題的研討，是在後期學術積淀之上天然導向而來的？這樣一個轉向何故會發生，它對您意味著什么？
這個問題我可以先總的說一句，我確實對良多事物都感獵奇，當然人生是無限的，所以良多獵奇的摸索最終只能放棄。但對本身研討相關的學科和問題，我都堅持著濃厚的興趣。其次是我對本身的研討，總是要想求得心安，一旦發現研討對象被另一學科知識掩蔽或阻擋，無法求得本相時，我會轉向往學習那個掩蔽和阻擋我深刻的學科知識，這也就導致我不斷在轉向的內因。由于這種碰著問題就遷移思維的性情，終將導致我一事無成。因為，不要說世界萬事萬物背后的關聯是人類永遠無法窮盡的，就是人文歷史、經典文本、現代語言背后的糾葛也是紛亂繁雜、難以理清的，但我明知而故犯，不求成年夜事，只求暫時醉在摸索快樂中。
四十六年前我開始寫《古方音歌支》時，確實想在古音學方面深刻鉆研，希冀有所建樹。那篇處女作從地區方音押韻，諧聲、讀若、方音造字，人名、姓氏方音音讀著眼，剖析政治中間與文明中間的轉移對語音的影響，兼顧語音在時間和空間中的音變，應該說考慮是比較多的。后來寫《山東古方音與古史研討》，又引進考古文明、平易近族來源和遷徙、商周文明和歷史等。在撰寫《三禮漢讀異文與古音系統》時，我制作過一張《兩漢禮學經師籍貫圖》，窺探分歧地區經師的音讀差異；在幾千條的異文資料中選擇二三十條可考見其方音的字予以疏證。再后來寫《由甲骨卜辭多字結構說包養網比較到多、諸之音義及其平易近族與時地》，則是就後面幾篇文章所觸及到的各種學科和把握的方式，對“多”和“者”兩個聲符的得聲字作一次時間和空間的綜合研討。從這幾篇文章所觸及的內容，可見我對摸索古方音的思慮并不老練單純。為此我購置了大批與之相關學科的書籍，包含歷史地輿、文明地輿學、文學家的地區分布，以及生齒遷徙的移平易近史等，希冀在這方面有所推進。但隨著我詞典編纂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先秦兩漢字和詞的形音義糾葛之復雜，遠遠超越清代和近現代一切音韻學家實際研討的觸角和想象水平，國外漢學家更是連脈也把不到。因為兩漢的經學是先秦諸子百家和魏晉以后四部之學的樞紐，承上啟下，並且漢末反切興起，魏晉音義學家紛紛用他們的時代音和方域音將兩漢經師的讀若、直音轉寫成反切，而后為隋唐音韻學者所選擇采納，所以中古音在很年夜水平上雖帶有兩漢經師音讀的因子，但也能夠在魏晉音義學家反切轉換中走樣。所以我不得不擱置古方音摸索任務，將重心放在兩漢經學上，直接摸索直音、讀若和漢讀，以及經師師承和文本傳授形態等。經學是一個看不見邊、看不究竟的深淵，不是我這種資質平平，又沒有孺子功的人所能涉足的，好在還有《清經解》瀏覽閲讀的經歷，略微熟習一點，但我也只能警惕翼翼地走在經學的邊緣上，選擇幾個有關的面向切進用功。
因為對古音學的心結，最後關注的經學，重點也偏文字音韻訓詁。好比《由〈詩論〉“經常者華”說到“常”字的隸定》《三禮鄭注“字之誤”類征》兩文，作意是因為上博簡公布后，學者群從聚焦簡牘，爭相研討。沉埋二千多年的儒家簡牘一旦顯世，當然是一件很值得振奮的事，但也出現某些傾向性研討方式和聲音，一是年夜多數學者用因聲求義法來推尋經文原字，形成一個古文字有二三個、五六個通假字；二是可以歸納綜合為“兩個但凡”，但凡出土文獻都是對的，但凡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分歧，都是漢人別有效心的改動。我當時也湊熱鬧，往比較郭店簡、上博簡與傳世本《緇衣》的異同，但對這種陳舊見解的因聲求義法所形成的一字有多個通假字的做法和漢人改動說頗不敢茍同。通假字的復雜性後面已經說了，面對一堆不知誰寫不知錯對的簡牘文字，你非要從聲韻上往求得一個通假的本字，在某種層面上說，就是認為簡牘文獻既然真就必定對這種心思在支撐；簡牘文獻既然真就必定對，是漢人喜歡改動這種心思在支撐。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我在漢年夜風雨樓閲讀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後面多用因聲求義法，當然也談誤字，但后面的《漢隸拾遺》二卷，就有良多講漢隸字形若何形似譌誤之類。就是說，一旦觸及篆隸、古文隸書的轉寫，多無形誤問題。我普通不會與人正面糾駁，指責別人，（我撰寫的幾百萬字中你找不到說別人這個不對、那個也錯的詞句，因為我深知在人文學科領域中，你現在說別人不對，說不定過些時就有資料證明是你的過錯。一切錯對都應該經歷史沉淀，由后人評說。）所以先就上博簡資料，寫了一篇《由〈詩論〉“經常者華”說到“常”字的隸定——同聲符形聲字通假的字形剖析》，旨意在幫助常、裳、堂、棠都從“尚”聲，聲韻絕對可以通假，但其字形在篆、隸或古文、隸書轉寫時，因書寫不規范或辨認不確切，也會惹起譌誤。幫助以往被認為是常識的聲同聲近通假中無形誤的因子，這種情況并非都是漢人別有效心的擅改。我的文外之意是，聲符雷同，完整可以用通假解釋的異文組尚且還有譌誤的情況，更何況聲符分歧的字！所以不克不及盯著“因聲求義”在通假一條路上走到黑。一種文本，後人傳鈔有誤，后人校勘矯正，但在校勘矯正同時，又會産生其他誤字。誤字是“前赴后繼”、“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漢代向、歆當然會在校勘中改動文本，但他們所改一是有其他文本依據，二是有他們的認識與判斷。這種認識與判斷是樹立在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所見文本基礎上的，完整不是我們現在偶爾一見幾根竹簡所能同日而語——當然此中也難免會有誤校誤判、誤認誤錄的情況，那也多受制于客觀而非主觀居心，說漢人改動，實在有點好笑。為了求得文獻證據，又花了良多時間又寫了《類征》和另一篇《鄭玄所見〈三禮〉傳本殘闕錯簡衍奪考》，盼望借鄭玄注《三禮》時所見的誤字和錯簡，提醒誤字、錯簡情況先秦兩漢就有。我在寫《類征》時的方式有些與衆分歧，就是先遍閲經文各種注解，確定我認為是最合適經義的那個字，而后用出土簡帛與鄭玄意識中的字誤進行勘證，由此證實兩漢簡帛確有誤字，有些是前代已誤，有些是漢人在傳鈔中因各種緣由而産生的錯誤。所謂類征，是分類論證，提醒出關涉字形的“字之誤”中無形近、聲符形近、形聲形近、壞字形近；關涉聲韻的“字之誤”中有同聲符、包養犯法嗎聲之誤，關涉字義的“字之誤”中有義近之誤和為分別經義之誤，這就很好地佐證了《經常者華》一文所提出的聲同聲近通假中無形誤因子的觀點。比來我又寫了一篇《〈堯典〉“光被四表”與“橫被四表”文本解析──漢代經師隸定與訓讀的一個側面》文章，《堯典》“光被四表”和“橫被四表”是清代戴震與王鳴盛之間的一則公案，陳志鋒和王利都有高深的考證文章，我則重要是接續本身以前的研討思緒，往證實清人在“因聲求義”思潮傾向性指引下，也往往會疏忽傳鈔中的誤字。啟發我破解這則字形公案的是戴震的一句話，他說六經中沒有“桄”字，但《爾雅》有 “桄”，訓“充”，與孔傳同。孫炎本作“光”，這就將桄和光聯系起來。《爾雅》和《尚書》《詩經》關系最親密，幫助《爾雅》的“桄”字確定曾經在六經中出現過。孫炎本出“光”字，就與其老師鄭玄訓“光被四表”的“光”為“光燿”對上了號。通過對“桄”“光”“橫”和“廣”的甲骨、金文字形，尤其是戰國齊系文字的字形剖析，在《汗簡》《古文四聲韻》《古文淵海》中找到了“橫”的古文字形，它省往了中間構件“田”，極似“桄”字。古文“桄”作為橫—光兩字中間的過度字形確認后，《堯典》“橫被四表”和“光被四表”異文的文本和分道揚鑣的過程就可以描寫了。段玉裁已經確定古文作“光被四表”，今文作“橫被四表”，我則進一個步驟推測了兩種文本演變結果：假定魯壁所出《堯典》“橫被四表”之“橫”寫成“圖片”，孔安國依形隸定成“桄”——這是隸古定的基礎法則，但伏生傳世本釋“sd包養橫”為“充”，故安國《古文尚書》也解釋為“充”，形體雖異，訓釋雷同。后來傳授古文的經師，覺得“桄”字希奇無據，用漢讀法讀成“光”，改為“光被四表”，“光”沒有“充”義，只要“光燿”義，而“光燿”義也符合“光被四表”，所以“光燿”義被古文經師甜心寶貝包養網傳承下來。這篇文章也和前兩篇一樣，概況上是討論字包養一個月形，實際上是在追溯今古文文本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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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孫《讀書雜志》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書局刊本
我想，離開文字奢談包養網推薦文本是不符合實際的，反過來說，拋開文本及其傳授歷史佈景而只談文字字形，也不克不及看清字形變化的內在規律。文字與文本有親密關系，但經典文本形態變化更有超出文字的其他要素——那就是經師在師門生傳授過程中經傳、經注合一的問題。
2007年我應魯瑞菁傳授之邀，在臺灣靜宜年夜學客座，我講先秦兩漢的注疏學。對于先秦兩漢傳、注、詁、說、解……等等訓詁術語作了歸納考核，我劃定了傳——章句——注這三個分歧歷史階段的注疏形態，其他各種訓解情勢都依靠或許說伴生在這三種形態上。安身于儒家經典具體而言，先秦到西漢中期，重要是“傳”體，傳體起首是傳承老師對經典古義的懂得息爭說，并轉而傳授給學生，先“承”后“傳”，像郵傳一樣，起一個傳承感化，是動詞。學生可以筆于簡或“書諸紳”，即記錄，就是“記”，假如從記錄老師傳授的知識著眼也可以說是“傳”，是名詞。在這個點上說，“傳”和“記”同義，多是歸納綜合經文的年夜義和老師的言語，當然此中也夾雜著個別的訓詁。漢代宣、元之后，因博士軌制的請求，章句學興起、發達，至其極盛而衰，是因為太繁瑣。但章句的最年夜功績是將經文的詞句、篇章劃分得清明白楚，為以后的“注”掃清了障礙。章句一刪再刪之后，經師可以在已經被離章析句分化的經文下，拔出本身簡要的訓詁息爭說——構成后世所謂的“注”。客座靜宜之后，我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臺灣年夜學、“中心”年夜學、上海交年夜和浙年夜都給研討生講過，自以為是破解了經學傳授中的一個小機密。記得已故老友祝鴻杰傳授在我家聽我表述這層意思后說：“我教了三十年訓詁學，聞所未聞（原話）。”我聽了后也蠻欣喜。因為我一向在思慮先秦兩漢“傳”體的構架，所以我會進一個步驟往考慮幾種具體的文本時代性和差異性。
上博簡《孔子詩論》經馬承源師長教師收拾公布后，討論、考證文字屈指難數。我在先秦兩漢“傳”體構架思慮下，寫了一篇《〈孔子詩論〉應命名為“孔門詩傳”》。我細讀《詩論》，發現有三個層次，一問一答，很明白。“某某者何”，是儒家師門生傳授時的習慣語，《公羊》《谷梁》可以佐證。《詩論》答語極為精煉，多是一句、一個短語甚至一個詞，也合適先秦傳體格言式的語言風格。只是因為在師門生傳授過包養網單次程中，將先后分歧層次的問答抄錄在一個篇章中，猶如將立體的風景壓成一個立體，歷史層次感消散了，其實它是最合適先秦“傳”體情勢的文字，絕對沒有“論議”的意思，所以不克不包養價格及定名為“孔子詩論”。我在文章中并沒有指責馬師長教師的“不對”，只是直接闡述本身的見解，所以也沒有惹起學界的留意，當然也就沒有《詩論》與“詩傳”的“辯論”。
《年夜戴禮記》中的《夏小正》與其他各篇有一個分歧的處所，就是他的傳文已經拔出相應的經文，引出這個“傳”與《喪服傳》的“傳”一樣，究竟有還是沒有的爭論。我寫《從〈夏小正〉傳文體式推論其作者》，重要是討論它的問答和訓詁式“傳”是什么時候開始的，結論是與《公羊傳》時代相先后，此中也會有夫子和七十子后學遞相傳授的內容，比及感德纂輯時，取先秦傳記整比纂次，或許也有本身的意見在內。感德時代，訓詁解經已經比較廣泛，其之所以仍題“傳”，我推測是七十子后學延續相“傳”，早已有此字。
經和傳注合一問題，是我十多年來比較關注的問題，但除了發表過一二篇文章，其他都只在博士課堂上講授。比來將註銷的《以傳附經文本之來源與構成》和《漢代傳注附經與章句、注解興替》兩文，原是一篇，因為篇幅過長，有八萬字，應編輯部請求拆分紅兩篇。文章中的“傳”包含先秦以來一切的傳、記、說、解、訓詁、章句和注等等一切的解經體。以傳附經的文本形態，因孔穎達引述了馬融《周禮傳序》的一句話，說本身的《周官傳》是“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一千多年來，都以馬融的“具載本文”為創舉。以傳附經文本是經典文本學中一個極其主要的問題，所以我思慮、講授、完美、再思慮，歷經多年，最后才動筆成文。
今所見以傳附經的文本形態，明顯地可以追溯到《管子》《墨子》，因為《管子》有《形勢》《形勢解》、《版法》《版法解》等一組，都是以一篇“解”同名一篇的文章，《墨子》有《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四篇，也是兩兩相解，篇篇相連，《管子》中還有后文解前文的篇章。不明顯的以傳附經形態，在兩戴《禮記》、《韓非子》等都有，並且情勢多樣，有前后相解，有逐句相解，有一段解一句等等。這種以傳附經文本形態，與出土簡帛如武威漢簡《儀禮》、帛書《五行》、定州簡牘《孝經》等可以相互印證，它們作為一股暗潮，在平易近間傳鈔、傳授中傳播，雖然行動艱難，還是多方摸索，從年齡到東漢，經歷了六七百年之久，才逐漸定型。而這種定型的契機，還有章句學的一份功勞。我們生涯在經文和傳注、正義、釋文合編一千多年后的明台灣包養天，很難想象二千多年前前人為什么不早早將傳注文字連接在經文后，使人一目了然。其實這是不清楚在沒有發明用朱墨雙色、用粗細、鉅細字分別經、傳，沒有發明用雙行小字夾寫的竹簡時代（關于朱墨、鉅細字、雙行小注我將另文詳說），你假如直接將解釋的傳和記等接寫在狹長簡牘的經文后，是無法分清經、傳的。前人并非沒有這種接寫的形態，只是將解釋性文字接寫在被解釋的文字后，因為無法分清，就被融進註釋，我們明天把它叫作註釋訓詁。註釋訓詁經典中還不少，只是過往我們并不留意。清人所提醒的，是所謂旁注進註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就有“以旁記字進註釋例”，其實這種情況在經典、尤其是傳記性的經典中良多。
我說漢代以傳附經的産生，章句學有一份功勞，是因為章句的重要效能是離章析句。先秦師門生多以年夜義相傳，個別訓詁，應作為別記，普通不進著作，所以即便有年夜致的篇章之分、詞句之釋，也不甚清楚。只要在嚴格的章句學軌制下，每一篇經典都必須離章析句層層劃分，才使得經典層次清楚、脈絡清楚。我比來發表的《章句來源與初期形態蠡測》，就是很明確地要把章句的來源階段，即它的初期形態獨立出來。談章句的文章太多，年夜多懾于秦近君解“堯典”十萬言，解“粵若稽古”三萬言的繁瑣包養女人章句，先進為主，以為章句學就是繁瑣學，將前后分歧階段的章句學，即章句形態學和章句詮釋學攪在一路，所以糾纏不清。當然，章句形態學和章句詮釋學是漢代經學文本很主要的表現形態，關于《漢志》所載的各台灣包養網種“章句”，我將另文表述。
下面只是簡單述說我在經學文本研討中幾個點和幾條線，但它們是先秦兩漢整體性文本中很主要的點和線，不成或缺。真正的面的文本研討，應該是七朝石經和簡牘《緇衣》的研討。我確實是先從音韻、文字、訓詁進手，發覺最后都繞不開兩漢的經學，于是往關注經學。儒家經典簡牘出土多了以后，我感覺漢代經師在識讀先秦古文時，和我們明天識讀簡帛文字很是接近，都是隔著時空在解讀不是用時下通行文字寫的文本。分歧經師的解讀分歧，便構成分歧的文本。以往多只關注經今、古文經學文本的分歧，其實今文經學之間文本也多有差異，熹平石經的碑陰的校記就是十四博士包養app和七經異同的明證。我從研討經學中的異文，悟徹到這都與經師對文本的解讀有關，于是捉住漢代經師的“漢讀”，由漢讀而進進今古文經學文本的研討。從某種意義上說，漢代經師的“漢讀”，在必定水平上改變了經學文本，使之合適漢代經師懂得的儒家經學思惟體系。
02 您剛才談到七朝石經，我們想請您重點談談對經典文本研討的方式論心得，特別是您對石經資料的重視和應用。
我接觸石經是在上世紀八十年月，那時復印馬衡《漢石經集存》，只在關心石經的文字，并沒有文本的概念。在校勘郭店簡、上博簡和傳世本《緇衣》時，我才有比較清楚的文本概念，因為漢魏石經沒有《禮記》，所以我取最早的唐石經校勘。校勘結果，并無收獲，就是說，傳世本《禮記·緇衣》和唐石經基礎雷同，這是說傳世本《緇衣》和唐石經雷同，而不是唐石經和漢代的《禮記·緇衣》雷同，因為唐石經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那么簡牘《緇衣》和唐石經之間的文字差距和文本異同，是一個缺環。這個缺環一向在我心中懸著，沒有著落。《緇衣》課題結束，我包養一個月價錢做了一個《從石經魯詩異文看清人四家詩研討》課題，原由是我經常閲讀、應用清人的四家詩研討，感覺陳氏父子和王先謙等人已經將漢代魯齊韓毛四家《詩》恢復了，對他們充滿敬意。但稍稍對照上世紀二十年月新出土的《魯詩》殘石，不僅有差異，差異還不小，所以作為一個專題來做。那個專題最主要的結果就是《魯詩石經異文發覆》。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現約有1300余字，校覈《毛詩》，有100多個異文。我所以要發其“覆”，是想了解清人對《詩經》異文三家詩分派的錯與對，結果覈對下來，即《魯詩》而言，錯的比對的多，可以想見他們分派的《齊詩》《韓詩》也未必是漢代真正的《齊詩》和《韓詩》文本——但我說過，雖然不對的多，我還是很信服他們的學問之年夜、任務之細——由此我對石經有了新的認識，它是現存儒家經典的漢代今文標準文本。從中古時期經典文本學的角度看，石經要比出土文獻更有比較價值，因為它與傳世經典文本間的關系加倍緊密。十多年前我就已經和伴侶一路磋商，準備將一切石經文獻集中起來匯編成書，也已經與出書社聯系。后來有幸申報嚴重課題得中，于是有了長達多年的辛勞。
七朝石經中，最有經典文本價值的是漢、魏、唐、蜀四朝石經。熹平石經刊刻今文經，它在十四家博士中選擇最有代表最風行的一家經文刻于碑陽，其他幾家經校勘后，將校記刻于碑陰。魏石經刻的是古文經，但未能完成，只要《尚書》《年齡》和部門《左傳》，雖非古文經全豹，由于其所刻是古文、篆文、隸書三體，所以很是珍貴，它代表了曹魏時期的古文標準本。唐石經是“古本之終”，是在魏晉碑版別字、手寫俗體，千人百眼前提下，經貞觀以下各朝校勘而成年夜和本，再在年夜和本基礎上校勘上石的碑帖，代表了唐代字體最標準的官方文本，后唐、兩宋以后的刻本註釋，都出于唐石經，即所謂“今本之祖”。唯有孟蜀廣政石經直接依年夜和寫本書寫上石，還保留了唐代寫本時期的某些樣貌，所以但凡蜀石經和唐石經及宋刻本之間較年夜的差異，都是值得珍視的，它很能夠是唐代寫本舊貌的痕跡。我在七朝石經中比較關注漢魏石經，因為他觸及到今古文經學的文本，是我摸索秦漢經學的第一手資料。
歷史似乎在和我們開打趣，熹平石經是今文經本，偏偏明天傳世的年夜多是古文經本；正始石台灣包養網經是古文經本，而刊刻僅《尚書》《年齡》，出土殘石又未幾。但我們仍能從殘缺不全的碎石中尋覓出今古文經一詞一句甚至一個片斷的分歧。
漢魏石經，宋代就有人著錄校勘，清代更是將它作為校勘經典的第一手資料，并已有人試包養俱樂部圖復原行款。但真正援據大批石經殘石樹立起一門“石經學”學科的，應推近代的王國維。王國維1916年寫《魏石經考》，從漢魏石經的石數、經本和魏石經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七個方面展開研討，并試圖作石經復原圖。盡管當時所見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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