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面向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篩選體系:框架與實踐_中去九宮格國網
構建面向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篩選體系:結構框架與實踐思考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1年3月,《求是》發表的習近平總書記署名文章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要“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要通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來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和經濟體系的升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作為我國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依托和載體,將會成為新一輪產業變革和科技革命的重要物質基礎以及技術基礎,對全面貫徹落實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科技產業變革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產業集聚效應,從而構建出具有創新驅動力的區域產業集群?如何全面釋放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社會經濟效益,以推動區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綜合考慮新形勢下的多方面因素,篩選出面向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回答相關問題,亟須建立一套合理的產業篩選理論體系。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亟須構建面向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產業篩選體系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概念和演進 戰略性新興產業基于重大技術突破和需求興起,具有知識技術密集、資源消耗少、潛力巨大、綜合效益顯著等特點,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引領作用。2010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十二五”期間,確定規劃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三五”期間,進一步拓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在七大基礎產業上新增數字創意產業。“十四五”規劃指出,“著眼于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先機,培育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這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方向,是培育區域新動能、打造未來新優勢的關鍵。“十三五”期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規模日新月異,關鍵技術穩步突破,已經成為形成區域新質生產力的關鍵。例如,2023年深圳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達1.45萬億元、增長8.8%,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41.9%,超過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6.2%的增長率,已經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十四五”期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更是需要面向前沿技術和新興領域,抓住新一輪產業變革和科技革命的新機遇,著眼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過程中的新方向,勇于開辟產業新領域、挖掘發展新動能、尋找制勝新賽道。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仍存在瓶頸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正處于搶占制高點、向上躍升的重要關口,面臨著如下4個瓶頸。產業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的整體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低,基礎研究能力仍是明顯短板,原始創新能力的“瓶頸”問題亟待解決,需要實現“從0到1”的突破。高層次技術人才結構性短缺。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知識技術密集的特點,涉及眾多前沿先進技術,但在人才引進方面,尚未形成全球人才吸納體系,人才培育體系未能與產業發展相匹配。產業培育周期長,資金投入與市場風險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往往不確定性強、資本投入回報期長,單純依靠政府或少數龍頭企業難以滿足產業對資金膨脹式的需求。產業鏈協同發展基礎薄弱。龍頭企業未能有效引領上下游企業,并未形成互補集群式的發展模式,而中小企業規模較小,競爭力不足。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是關鍵技術突破的重要支撐 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的生產力,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正是科技創新的引領和支撐。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科學前沿革命性突破的重要支撐,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加強基礎研究,吸引國內外高水平人才,集聚引領新興產業共同發展,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技術突破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例如,東莞市“十四五”規劃重點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充分發揮散裂中子源對生物醫藥產業的集聚作用。2022年,松山湖生物醫藥產業基地集聚了全市80%以上的生物產業創新資源,約有500多家注冊生物醫藥企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21家,實現總產值近240億元,已成為重要的核醫學研發中心、生物醫藥研發制造基地。 發達國家積極布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科技創新已成為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賽道,世界各國競相追逐,以期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分享優勢。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作為科技創新活動的重要支撐平臺,對于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高科技競爭水平發揮出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美、英、德、日等發達國家自20世紀中期爭相布局前沿基礎學科,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以搶占未來科技發展制高點。例如,英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依托同步輻射光源、散裂中子源和大型激光裝置等平臺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逐步形成健康、能源和航空三大產業集群,為英國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德國依托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研究方向不再局限于天文學、物理學等傳統學科,開始轉向下一代列車與汽車等更能帶動產業升級的前沿技術;日本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布局為“社會5.0”時代需要的網絡數字、能源低碳、防災防疫等領域技術提供了重要支撐。 產業篩選體系構建 當前多數產業篩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科學價值、發展策略和管理機制,根據設施科學價值和內部管理模式給出相應的產業發展建議,缺少相關理論和基準體系,對產業發展方向的指導性不強,阻礙了設施經濟價值的發揮。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產業篩選不同于傳統區域產業篩選,尤其是在各個設施的研究范圍、主要學科、地理位置、投資水平和設施規模等都不盡相同的情況下,只有充分考慮設施本身的技術優勢和集聚效應結合地區產業的經濟規模、增長速度、資源條件,以及市場需求等各種因素,才能選擇出合適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助力地方產業變革,從而拉動區域乃至國家的相關產業發展。 本研究根據“十二五”規劃確定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國家統計局制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標準,基于波特鉆石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充分結合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特點,構建戰略性新興產業篩選體系,為地方政府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參考。 基于波特鉆石模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篩選模型構建…